前船抡水已得标，后船失势空挥桡！疮眉血首争不定，输案一明心似烧。

　隋唐时期：仲夏盛典 充满节日欢乐

　　端午与夏至曾经并存并重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端午最终替代了夏至，夏至的节俗功能也大都潜移至端午节俗之中。周处《风土记》云：“仲夏端午谓五月五日也，俗重此日，与夏至同。”而古代就有“五日同夏至”之说。端午节融进了许多夏令饮食、服饰、禁忌等风俗。吃粽子是汉代端午的重要习俗。当时，吃粽子并无特别的纪念意义，只是当作一种时令食品而已。俗有「食过五月粽，寒衣收入杠」，「未食五月粽，寒衣不敢送」之谚。意思是粽子一出现，岁序便转入夏季，这是一年生活转折的信号，不单单只是点缀节景。在五月仲夏，酷热季节吃这种米制凉食，用菰芦叶包裹，用灰汁煮熟，色香味都别具特色，吃后能清热降火，胃肠舒适，不失为时令佳品。在此时，人们全面换上夏装，以轻薄凉爽为宜。因此《中华古今注》记载：东汉每到端午，皇帝要赐给群臣百僚鸟犀腰带。作为皇帝的恩赐来说，固然是笼络臣下的一种手段，但从风俗角度讲，这也是端午换夏装、避酷热的风俗反映。从衣食风俗来看，认为端午与夏至风俗有密切关系也不无道理。

鼓声三下红旗开，两龙跃出浮水来。棹影斡波飞万剑，鼓声劈浪鸣千雷。

　　宋代以后，端午节许多风俗有了新变化。汉魏时以朱索、桃印施于门户，止恶气驱瘟避邪，而宋代却讲究贴天师符。陈元靓《岁时广记》引《岁时杂记》云：“端午，都人画天师像以卖。”还有合泥作张天师，以艾为头，以蒜为拳，置于门户上。苏子由作《皇太妃合端午帖子》诗中就有“太医争献天师艾，瑞雾长绕尧母门。”挂天师像、作泥天师人，这些活动很明显是受到道教的影响。此外，端午节还刻蒲棒为人形或葫芦形，带在身上避邪。王曾《端午帖子》诗云：“明朝知是天中节，旋刻菖蒲要辟邪！”小儿则有帛裹蚌粉，缀填以棉絮，佩于身上，可以吸汗气。端午节常食的粽子，此时也花样增多，有角粽、锥粽、茭粽、筒粽、秤锤粽、九子粽多种。从五月一日起家家都准备团粽、蜀葵、桃柳枝、杏子、柰子、林擒、香印等物，到端午还要祭天。食品中还有一种“百头草”，是用菖蒲、生姜、杏、梅、李子、紫苏，皆制成细丝，盐浸晒乾，或用糖、蜂蜜浸之，作工十分讲究。有的还纳入梅子皮内，叫做“酿梅”。唐代的白粉团，在宋代亦有发展，又叫“水团”或“白团”，有的杂以五色，制成人兽花果之状。作工最精者称任“滴粉团”，为了增其香味，有的还加入麝香。这些都是端午食中佳品。吴自牧《梦梁录》记载汴京重五风俗写道：“五日重午节，又曰『浴兰令节』，内司意思局以红纱彩金盝子，以菖蒲或通草雕刻天师驭虎像于中，四周以五色染菖蒲悬围于左右。又雕刻生百虫铺于上，却以葵、榴、艾叶、花朵簇拥。内更以百索彩线，细巧缕金花朵，及银样鼓儿、糖蜜韵果、巧粽、五色珠儿结成经筒符袋。”并且这天皇帝要亲笔御书葵榴画扇，艾虎、纱匹缎，分赐诸阁、宰执、亲王。端午赐大臣物品无疑是上承唐风，然而能御书画扇者恐怕只能是北宋末年的徽、钦二帝了。尤其宋徽宗，治国无能，但不能不承认它在书画艺术上的造诣。所以端午节御笔涂抹几把葵榴画扇正是他看家本领。宋徽宗对五月五日这个“恶日”俗忌也颇看重。在唐代时，似乎人们对此不太重视，如《旧唐书˙崔信明传》记载崔信明就是五月五日中时生。出生时有异雀，身形甚小，羽毛五色，集于庭院树上鼓翼齐鸣，声音清亮。有人给占卜云：“此儿必文藻焕烂，声名播于天下。”只是雀形太小，恐禄位不高。后果然如此。当时并未提恶日之忌。《陕西通志》还记载：唐肃宗时张伯达也是五月五日生，称“五郎”，但是他十五游长安，以节义自负，后平安禄山叛乱有功，当地方官也颇有善政。所以后人还给立祠纪念。据《癸辛杂识》记载，宋徽宗也是生于五月五日，因俗忌改作十月十日，并称为“天宁节”。

　　魏晋南北朝时期，随着西晋的灭亡，北方人口的南迁，中原文化和荆楚文化进一步融合，端午节纪念屈原的楚地风俗已对全国各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在北方，虽然这一天仍笼罩在“恶日”的压抑气氛之中，但在南方水乡，尤其沅湘一带、汨罗江畔，每年端午节都要举行隆重的竞渡仪式。据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《荆楚岁时记》记载：“舸舟取其轻利，谓之飞凫。一自为水军，一自为水马，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而观之。”当此之际，人们换上节日盛装，扶老携幼，拜祭屈子庙。祭毕就开始龙舟竞渡。“飞凫”“水军”“水马”等各色群龙一齐下水，一声鼓响，桨荡银波，龙破碧水，船发似箭。两岸观者齐声欢呼，助威呐喊，情景动人，热闹非凡。